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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兆光
[方才友提出一个BUG，故修改之，既然提示了，而在下正在码字，尚无文字奉上，顺道贴史文一篇小弟贴文，盖因现妙文，与众友分享读之快乐罢了，先生莫要揣度再三，扯上什么政治取向了，呵呵，码字去也
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，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，照例盛装朝拜，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
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，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，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
洪大荣觉得很诧异，便上前询问：“老爷熟看我们何意？”
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：“看贵国人物与衣冠”
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，便追问道：“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？”
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
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，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，一个叫吴湘，一个叫彭冠
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，其实就是前朝——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——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，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，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，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，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，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，“贵处衣服，是尊何代之制？”
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人则好奇地问，“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？”看起来，在清帝国生活的人，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，这使他们不仅陌生，而且惊奇
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，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，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，可汉人已经不得不改易服，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，旧日的东夷，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，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，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，“华人见我东方衣冠，无不含泪，其情甚戚，相对惨怜”
但是，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，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，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，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，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，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
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，看见洪大荣“以方冠，着广袖常衣”，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，却啧啧称赞它“制度古雅”，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，“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“
一.旧日衣冠：无意中开启的记忆
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，但是，一贯以“华夏”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“蛮夷”的满族所统治，在心底深处，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，可在朝鲜资料里面，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
康熙三年1664，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，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，“皆有唏嘘叹息之色，欲语未语……盖见我衣冠，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”，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
五年以后，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，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，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，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，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，也是进士出身，穿了满清的衣服，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“汉官威仪”
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理痛处所以，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，又总避免谈到衣服，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，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，“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，问其衣服之制，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”
为什么汉人“有惭色”？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“中华之制”，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“蛮夷”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，汉人只好半是自嘲，半是解嘲，他们说，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，“头尽剃，无梳栉之劳，上下均服，无名分之，制度简易，执事服役无所相碍”，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，冠冕堂皇地解释说，“一代有一代之衣冠”
汉族人对“易服色”看得如此轻易，这是的一贯把“易服色，改正朔”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，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文人，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，因为满清“或囚或打”，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，但是，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，对于清帝国“以中华之礼服，反作市胡弄玩之资”，的现象，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
朝鲜人反复说，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，而是蛮夷，何况如今“四海之内，皆是胡服，百年陆沉，中华文物荡然无余，先王法服，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，随意改易，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，将不得复见”，这话说得很沉痛
二.仍旧前朝服色：中华唯有遗民？
满清入关，依照历史惯例建立的年号，又强迫汉人剃头辫，不过，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，在“留不留头”的威胁下，也同样以传统应对，把不奉正朔，不易服色，不剃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，“朝华而冠，夕夷而髡与丧乃心，宁死乃身”，所谓“保严夷夏，扶明一死生“，在同一传统中的朝和遗民，缺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
毕竟大多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，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于是，在一片辫胡服中，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，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
同一年，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，在经过辽东城的时候，闵镇远也现，“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：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”，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现，“居民多汉人，风俗与关外有异，见吾辈行，多有艳慕起敬者”
这天夜里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穿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，于是就问，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？回答说，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并且说：“每念剃头之痛，只欲无生”
几天后，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人，也说“见老爷们所着衣冠，不胜钦羡，吾之所着，即与牛马何异？”然后，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，“流涕呜咽曰：恐有人窃听，慎之慎之”
乾隆年间，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，遇到朝鲜使者，就把他们请到内堂，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，穿上衣服后，夫妻相对而泣，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
三．戏台：“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”
乾隆年间，朝鲜人李德懋1741-1793出使燕京，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，殿门一开，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，行四拜之礼，就指指点点地说，这好像“场戏”一样，所谓“场戏”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，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，只有“场戏”中的演习人才会穿“古衣冠”，“衣冠”二字上加上一个“古”字，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
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，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，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“蛮夷”的衣服，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，就连孔孟程朱再世，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
当时，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，说这不是“先王之法服”，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，你不了解清国之制，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，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，“非也，虽程朱处今之世，敢不带耶”
可是，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
本来，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，顺治末康熙初曾经生过这样一桩事情：刑部捉住没有剃的王玉，梁七子，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，要男扮女装，所以不剃，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，下诏说，以前曾下令不剃者斩，并没有允许优伶留，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，实在是可恶
所以，现在再次警告，如有伪托优伶不剃的，十天之内剃，十天之后，如有不剃，一定重重治罪但是，禁令归禁令，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，就连满清宫廷、贵胄私第的演出，仍然是“大明衣冠”，这使得戏曲领域“漏网”获得了“易服色”的豁免权，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
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现了这里面的奥妙，他说，戏台上所用衣冠，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，这就是“礼失求诸野者”
而在这些使这里面，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，但潘庭筠问他“场戏有何好处？”的时候，洪大荣心领神会，就说“不经之戏，然窃有取焉”他们彼此都明白，所谓“有缺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“复见汉官威仪”
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“汉官威仪”，只是由于清帝国剃令的百密一疏但是，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，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，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
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，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，看到戏台上演戏，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，他在《演戏记》里便猜测说，“演戏，戏也，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，设为此戏，涂人耳目云，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？”换句话说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些“汉官威仪”之中，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
是真的吗？
四、外国使节的冠服：化外的豁免
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，除了出现在戏台上，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
明清之际中国变色，按照朝鲜人的说法，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“礼失求诸野”这句话，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，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
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，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，因此朝鲜、琉球和安南，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，一样招摇过市
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，安南使者的服饰，到与朝鲜大体相同，“束垂后，戴乌纱帽，被阔袖红袍，拖金玳瑁带，穿黑皮靴”，这样的服饰正是“大明衣冠”的制度
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，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，朝袍广阔，仍然是古人制度，用了黄帛为带，紧紧束腰，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，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，“人物古雅，言语淳淳，稍无俗野之气”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，朝袍角带，与朝鲜接近，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“文公冠”
不过，比起琉球和安南来，朝鲜人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，虽然同样都是“事大”与“朝觐”，朝鲜人仍然觉得，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，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，就打心眼里看不起
徐浩修，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，就明知故问的讽刺，“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？”
安南人回答说，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，所以，特别送给车服，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，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，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
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，但是，在徐浩修“政治正确”式的故意追问下，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
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、缅甸人等等，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，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，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，说他们轻薄狡诈，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，他们穿蟒布衣服，但头不戴冠帽，梳了两髻，极可笑
说起来，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，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，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，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，当有汉族文人询问，“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，何制也？”
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，这是中华就职，你没有听说过？
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，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
像朴思浩就是这样，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，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故意挑衅地说，你们清国的帽子、狭袖，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，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?
高朋满座面面相觑，只好尴尬地回答：这不是唐宋明遗制，是清国之制这时，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，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
五、汉族妇女服饰：边缘的模糊
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，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中曾用焦秉贞绘、朱圭刻《耕织图》与清初《燕寝怡情图》为例，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，如高髻、花钗、对襟外衣或水田衣、长裙、或加云肩，从万历到康熙、雍正
甚至故宫博物院藏《雍正十二妃子图》里面的满清皇妃，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，有时候，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，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，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，上身穿明代衣服，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，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，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，“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，可爱”
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，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，不过，对满清习惯的鄙夷，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
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，还把它看成是“文明”的象征，《三国史记》卷金富轼序文里，就历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，他说，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，回到朝鲜推广，便以华变夷，而在后来文武王时，又改革妇女的服装，自此以后，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，而朝鲜也从此进入“文明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，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，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，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“小中华”而中国却已是“夷狄之邦”
而汉族女子的服饰，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，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，似乎真是“男降女不降”似的，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
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，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，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，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可是，“此论一出之后，汉人气色，莫不失心，大概去其衣冠，解其足裹，有若剃头者然”，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，连官员都知道这是“招怨之举，深可虑也”，所以，建议送上朝廷，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
说起来，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“男降女不降”政策，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
尽管满清入主中华，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，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，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潮的时代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古典即典雅，而时尚却只是流俗
在小说、戏曲以及画中，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“美”，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，而不用时尚的衣冠
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，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人，于他谈论衣冠之事，他“显有愧屈之色即示曰：我们未尝不羡，但我们尊时耳”
“遵时”是什么？就是向现实妥协，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，所以，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，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
康熙三十九年1700，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诗，先是说“使者遥寻秦地界，夷人惊怪汉衣冠”，接着说“楚士几轻秦吏卒，蛮儿浑怪汉衣冠
这很有趣，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，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，本来是中华的汉人，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“夷人”、“蛮儿”，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
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，“中国衣冠之变，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，而其入中国也，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，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，见头则谓之类妇人，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”
也许，指责太苛刻，批评太轻率，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，因为汉族读人已经说的很明白，这是不得已，就连程、朱在世，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编辫，穿上满清服装“遵时”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，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，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、很漫长，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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